 出身贫苦渔民家庭
我于1932年7月10日出生在一个穷苦流浪渔民家庭的一只破旧的小船上。当时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我幼小的时候,一直跟随着父母在河湖港汊捕鱼为生,居无定所,流浪漂泊。把大的鱼卖掉换点粮食糊口,过着食不裹腹的生活。由于家庭人口多,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在我11岁的时候,也就是1943年我父母含着眼泪把我送到别人家的渔船上当童工。身材瘦小的我早起晚归拼死拼活地给人家出力,为的就是有口饭吃,根本得不到其他任何报酬,有了病硬挺着,无钱医治。冬天穿不上棉衣鞋袜,手脚冻得发紫,为了活命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我年龄这么小,日夜想念父母,于1949年我离开了那家的渔船,朝着家的方向一直向前走,晚上睡街头,白天行乞讨,走了600多里,终于在天津三岔河口找到了我日夜思念的父母,三口人抱头痛哭,我当时对父母亲说,就是死也死在一起,永远和父母不分开。
平地一声惊雷,1948底年我们打鱼经常停靠的地点宁河县芦台镇解放了,穷苦的渔民见到了天日,从此上岸定居,这是父辈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岸上有了固定的家。
1950年我担任了水上渔船公安员,这是解放后在渔民中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1953年,这年我21岁,芦台镇党委、政府号召蓟运河系的渔民组织起来成立生产互助组,我当选为组长。同年,我又当选为河北省渔船同业工会代表、委员、水上公安员。1954年我成为宁河县和芦台镇第一届两级人大代表。1955年,在渔业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宁河县芦台镇换新渔业生产合作社,我当选为社长,时年23岁,从此换新渔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人民群众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同年的苦难造就了我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性格,树立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1958年4月11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换新村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党员,也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从这天开始,我立志为党的水产事业奋斗终生,做一个叫党放心,叫渔民群众满意的共产党员,实践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文化革命遭遇劫难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凡带“长”字都受到批判,我当然未能幸免,一夜之间我成了专政对象,给我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和“坏分子”的帽子,党籍被开除了。不仅如此,全家被赶出县城芦台镇,下放到宁河县的“大西北”大辛乡江洼口村劳动改造。
昨天还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今天被遣送他乡,成为专政改造的对象,这种强烈的反差,使我困惑、不解、彷徨。坐在四面透风的土坯房里我日思夜想,从头到尾过电影,扪心自问,我没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尽管身陷囹圄,遭受迫害,将来党会重新认识我理解我的。于是我的心情开始平静。在“劳动改造”期间,一天三出工,早晨打扫街道卫生,白天下地劳动,晚上还要接受批斗。回家后稍息片刻,点上煤油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养鱼知识,我一直这么想,总有那么一天我会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党的水产事业上。那时,我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我的心与党总是自觉地连在一起,认为我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那时的生活非常困苦艰难,妻子背着年幼的孩子四处讨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把母鸡下的几个蛋卖掉换回仅有的两块钱,悄无声息的寄给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作为交纳的党费,表达我对党的一片忠心。
时光荏苒,冬去春来,白天劳动,晚上读书,我总告诫自己,严冬一定过去,春天一定会到来。在“改造”中等待,在等待中学习,在逆境中与生命抗争。“劳动改造”整整13年,这顶“四类分子”的帽子整整戴了13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13年啊!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预示着拨乱反正的开始。1978年秋,在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给我平了反,恢复了党籍,重新担任了换新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从我戴上“帽子”到摘掉“帽子”的13年,我没有怨恨过党组织,把这段不愉快的经历看成是历史的误会,看成是党对我的一次考验。只为这13年没为党在水产战线上干了多少工作而感到惋惜。
苦学文化 立志成才
自幼家境贫寒,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我只上了18天小学,就被迫辍学了,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上学,非常羡慕,为此也曾偷偷地哭过。新中国建立后,芦台镇成立了扫盲夜校,这如同即将干枯的禾苗遇到了甘露,我积极报名参加夜校学习。但由于要经常外出水上作业,不能长期坚持。尽管如此丝毫没减少我求知的热情,相反却点燃了自学成材的强烈之火。从那时开始我选择了两个老师,一个老师是新华字典,一有空就查字典记字,字典随身带,有空学习起来,学字典达到了痴迷的程度。闯过了识字关,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二个老师是有文化的人,凡有文化的人都是我的老师,做到孔夫子的“每事问”。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我对生物学和米丘林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他们把我领入了科学的殿堂。1985年我被保送到上海水产研究所和上海水产学院举办的函授班,进行系统的学习,这为我以后在遗传育种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我又进一步自学了《鱼类养殖学》、《家鱼人工繁殖》、《生物学基础》、《水生生物学》、《鱼类学》、《鱼类育种学》、《基因遗传学》、《本草纲目》、《医药大典》等大部头的著作。知识给了我力量,点燃了我智慧的火花,1959年,那年27岁,由于在水产事业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不久我随河北省水产代表团去江苏平望学习家鱼人工繁殖孵化技术,这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外出学习,这次学习使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在劳模会议期间,省领导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万昆,希望你把白鲢鱼苗饲养好,培育成亲鱼,战胜困难,一定要保证人工繁殖成功,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1961年,在当时的河北省水产科研研究所的帮助下,进行了家鱼人繁的尝试,终于获得了成功,我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也成为中国北方家鱼人繁孵化成功的第一人,造成了轰动效应。水产专家、学者为之震惊,打破了中国北方家鱼人繁孵化不能成功的神话。这次家鱼人繁孵化成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发展中国北方淡水养殖业生产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年,河北省召开了水产工作学术报告会,在专家、学者、权威云集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走上了科技的讲台,发表了《中国北方家鱼人工繁殖孵化的可行性》的学术报告,震动了水产科技界,一致反映这篇报告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是一篇不多见的学术论文。当专家、学者、权威知道我没进过高等学府,从文盲靠自学成才时他们感到震惊。这次学术报告使我树立了勇气,增强了信心,促使我继续努力学习,不断追求探索,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水产之林而拼搏进取,苦学知识,立志成才,成为我一生的誓言。
艰苦创业 建设渔场
换新村的人都靠打鱼为生,渔船就是流动的家。解放后虽然渔民上岸有了固定住所,但我们没有一丝一厘可利用的土地。我当上渔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后,经常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水产事业发展的方向问题,认为我们必须要捕养结合两条腿走路。单靠捕捞,不搞养殖,捕鱼的人越来越多,自然界的水产资源越来越少,这是个大问题。要想养鱼没有池塘也是一句空话。我把这个想法向芦台镇党委、政府领导汇报后,镇里决定把芦台镇的几十亩烧砖窑的取土坑给我们,叫我们改造成养鱼池,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使我欣喜若狂。但要在这几十亩土坑的基础上建成养鱼场谈何容易,村集体当时没有一分钱,花钱要向群众借,在困难的情况下,我带领全村男女老幼战酷暑,斗严寒,经过多少个冬春建成近百亩鱼池,从那时开始我们真正地走上了捕养结合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戴着“坏分子”的帽子遣送他乡劳动改造,近百亩鱼池缺少管理破败不堪。1976年唐山大地震,芦台镇是重灾区,原来渔场的设施全部毁坏,震后县城进行规划重建家园,我村的鱼池正在规划圈内必须搬迁。在京山铁路以南,芦台镇的边缘地带有近400亩荒滩,县、镇领导决定叫我们在那里创建渔场。这时,我刚刚恢复工作,建设新渔场又是对我的一次严峻考验。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只要有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和全村群众在荒滩上搭工棚,垒锅灶,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创业征程。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于是我们边设计边施工,争分夺秒,一天不误。以战天斗地的气概,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干群关系的融洽,苦战三个冬秋,硬是在荒滩上开辟成300亩鱼池。建新场第一天竖起的“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标语牌,至今仍然悬挂在场区里显眼的位置上。面对星罗棋布的鱼池,我感慨万分,这是换新人的家业,是生存的基地,是开创未来的基础,要珍惜它,保护它,发展它,要在这块搭建的平台上起飞。渔场建成后,我们立即引进纯种的“四大家鱼”,拉开了家鱼人工繁殖孵化生产的序幕,打下了创业的根基,看到了美好的前途和希望。
从1978年到现在的26年间,我没向国家贷款一分钱,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滚动发展的路子,换新良种场由一个村办小渔场发展成为拥有1800余万元固定资产的现代化良种场。职工住宿和办公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由低矮破旧的平房变成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电脑联网全国和世界各地,现代化的温室孵化池缩短了我国南北人繁孵化鱼苗的时间差;先进的科研设备20多台套,满足各种科学实验的要求;有名、特、优亲鱼30多个品种总重70余吨。年生产各种鱼苗16亿尾。1999年被评为天津市市级水产良种场,2002年由国家农业部严格审查评定换新水产良种场晋升为国家级水产良种场。
科技兴渔 勇攀高峰
换新水产良种场怎样发展?怎样壮大?怎样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主要课题,需要认真回答。毛泽东主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人类总得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深刻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两位伟人的话是颠覆不破的真理。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大潮中,科技兴渔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技术路线方面,我认为必须坚持开发新品,创建精品为主,并将开发新品、精品与老品种的提纯复壮相结合的技术路线,通过不断优化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增加产品数量,提高良种覆盖率。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在不断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的同时,我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品种创新和技术创新上。
一是,招聘人才,组织一支科技队伍。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经济商品化的优胜劣汰已经凸现在人们面前,我作为换新水产良种场的带头人,清醒地认识到,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走“保”的道路,一条是走“创”的道路。如果走“保”的道路,用不多久就将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所淘汰,到头来名落孙山,一条走“创”的道路。创新是发展不竭的动力,而实现创新的关键是要有一支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的队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换新水产良种场内部组建了一支自己的科研队伍,从现在的水平看那时的科研队伍还是初级的,实力不是雄厚的。刚成立时大专学历的不过10%,中专和高中学历的占90%。但是这支队伍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掀起了科技兴渔的热潮。随着时代前进步伐的加快,这支较低级的科研队伍已经不能满足创新的需要,必须向高、精、尖人才队伍方向发展,才能起到引领科技潮流的作用。于是我招贤纳士,把有能力的,具有开创性的,站在科研前沿的人才招聘到换新水产良种场,开展科研工作。宁河县在场内建立了水产科学研究所。我亲自担任所长。从科学研究所人员的职称看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占90%,技术员占10%;从学历看大本、大专占60%,中专占40%。成为站在科研前沿的一支强大的队伍。
二是,品种创新。同种植业相比,在品种更新和创新上淡水鱼类养殖业要落后的多,多年来,我一直把创造几个新品种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苦心人天不负,经过十多年的反复试验,终于培育成功了“蓝花长尾鲫”、“红白长尾鲫”、“墨龙鲤”三个淡水养殖鱼类新品种。蓝花长尾鲫和红白长尾鲫是通过种间杂交多代选育而形成的两个观赏鱼新品种。这两个观赏鱼新品种,具有外形美观,游姿飘逸,耐低氧,易饲养等特点,2002年已经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国家农业部批准。为观赏鱼新品种投产以来,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远销到欧洲和东南亚,深受国内外客户的欢迎。
墨龙鲤是1985年在锦鲤的后代中,发现几尾体色纯黑的变异个体,经过18年6代选育而培育成功的。2004年1月经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农业部批准为淡水养殖鱼类食用兼观赏的新品种。墨龙鲤的特点是体色墨黑,含肉率高,肉质细嫩,且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是既可观赏又可食用的鲤鱼新品种。今年首次投产就销售2000多万尾,市场前景很好。
三是在杂交育种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杂交育种技术是我国传统的育种方法,但种内杂交的潜力越来越小,因此现代的育种学把目光转向远缘杂交。远缘杂交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引起世界各国育种专家的重视。谁先掌握了这项技术谁就成为边缘科学的突破者,自己知识产权的拥有者,谁能做到这一点是对中国乃至世界水产事业的重大贡献。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10多年间里,在选育良种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不间断的鱼类远缘杂交试验,特别是2001~2004年4年间进行了129项杂交组合试验,其中食用鱼101项,观赏鱼28项,使用亲本实验材料33个品种。涉及到2个科5个亚科12个属。进行淡水鱼类杂交试验的目的是想通过众多种类的远缘杂交,促进种间遗传的交流,引入异种的有利基因,从而创造性地培育出在家养品种中前所未有的新的变异类型,再通过定向选育,本着扬其所长,避其所短的原则,创造出生长速度快、饲料来源广,抗病抗逆抗寒性强,养殖效益高,市场前景好的新型的养殖品种。今年七月,经过农业部渔业局,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领导和专家的综合评价筛选,初步认为有几个杂交组合的子代,在经济性状上有明显的优势,通过累代的选育,可能培育出新的品种,特别是框鳞镜鲤与团头鲂等5个远缘杂交组合获得了大批量、生命力强、生长快的子代,这是目前世界上报道的远缘杂交,不能获得有生命力后代理论的突破,不仅有应用推广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价值。
四是对原种的保质和改良。震后换新良种场创建初期,限于条件,当时只能搞“四大家鱼”人繁的孵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换新水产良种场只靠“四大家鱼”搞鱼苗孵化路子越走越窄,必须眼睛向外,寻找适宜养殖鱼类的新品种,不这样做换新水产良种场将无所作为,从上个世纪80年后期开始,我查看全国各地的水产资料,认真筛选,确定引进的品种,比如当时确定引进的中国“四大名鲫”,即方正鲫、淇河鲫、彭泽鲫和滇池鲫,我和本场的科技人员日夜兼程,北去黑龙江,南下河南、江西、云南,到名鲫发源地进行考察和引进,使“四大名鲫”在换新水产良种场落户,从中选出适合我国北方养殖的品种。紧接着我又去江苏无锡拜访建鲤的发明人张建森、孙小异二位教授,引进建鲤新品种,经过提纯复壮,保持建鲤种质的纯正,换新水产良种场被定为“中国北方的建鲤生产基地”。后来,建鲤和彭泽鲫成了换新水产良种场生产的主要产品。在引进原种和保持种质的同时,我注意对原种的改良,其中对建鲤和彭泽鲫两个品种进行了长达14年的6代选育。这项工程已列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下达的研究项目。选育后的建鲤、彭泽鲫后代在我国北方饲养,其生长速度比原种提高了15%左右。近年进行了大量推广,销售鱼苗8.2亿尾,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精品。
五是技术创新,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瓶颈问题。传统的苗种生产方式不能实现大批量规模化生产,而制约大批量生产的关键是粘性卵的自然脱粘技术,使用这项自然脱粘的新技术,一次可脱粘受精卵3000万~5000万粒,比采用传统脱粘方法提高近数十倍,而受精卵的孵化率达到95%,比传统脱粘方法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方便快捷,易于操作,成本低,实用性强,我还经过反复试验,研制出“鱼类粘性卵人工仿真鱼巢制作和使用技术”,这项技术制作简便,且一次制作可连续使用多年。这两项新技术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授予了技术发明专利。这两项新技术的使用,使换新水产良种场的年生产能力由10年前的4亿尾,提高到现在的16亿尾,实现了大批量规模化生产。此外,我积多年的经验研究的“精养池塘小网箱养鱼装置和技术”在亚洲新产品新技术博览会上获得技术发明二等奖,2001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为实用新型专利。实验成功的“鲤科中三个亚科间鱼类远缘杂交技术”取得初步成果,受到农业部渔业局专家的高度重视和极高的评价,也于2003年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技术发明专利。
此外,我还运用自学的中草药知识,根据君臣佐使的理论研制出30多种预防和医治鱼病的中草药配方,同时研制了紫光动物营养液,以替代化学药品,减少对环境和水体的污染,减少了鱼体内的药物残留,实现绿色渔业和科学的养殖技术。
六是撰写论文在国家级和省市级刊物上发表。为广泛进行技术交流,发表了《红白长尾鲫的核型研究》、《蓝花长尾鲫的核型研究》论文,在天津水产2002年第四期发表;《框鳞镜鲤×团头鲂亚科间杂交获高成活率杂交后代》一文于2002在《中国水产科学》刊物作了专题的报道;《鱼体体表粘液的生成、功能和保护初步探讨》在“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优秀文库”刊登发表并获得一等奖。《鲤、鲫鱼类受精卵自然脱粘技术研究》在2003年《中国水产》第四期发表。《框鳞镜鲤♀×团头鲂♂杂交及杂种F1的形态学特征”的论文于2003年在《淡水渔业》第五期发表。
建立业余学校 普及科技知识
建立业校普及科技。我一直认为我所学到的知识都是党和国家培养的结果,我要把所学的知识奉献给党,奉献给国家,奉献给愿意在水产战线奋斗的人们。基于这样的目的,我在场内建立一个业余水产学校,每年冬季搞养鱼技术培训,办业校不收学员的学费,由我当教员教学。我吸收的学员既面向宁河县,也面向全国各地。凡愿意学习的我都接收。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学员都有来我场学习的。我边工作边教学,虽然很辛苦,但经过若干年我培养的几千名学员,大部分在水产战线上有所建树,有的当成养殖户的老板,有的当上了技术员、工程师。改革开放以来,宁河县及周边地区淡水养殖发展很快,许多从事种植业的农民,改干养鱼,其中多数人既无经验,又无技术,对于他们,我不仅在苗种上给以支持,同时,无偿地为他们提供全方位服务。每年来场找我咨询和请教技术指导的不下百人,我都有求必应,凡是我力所能及的,都尽量满足要求。如今,许多不会养鱼的农民已经成了养鱼能手,有的已经成了拥有几百万资产的富裕户。
荣誉光环 激励前进
自1958年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我一直对党对国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把党和国家的事业看成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听党的话,照党的指示办事,做党的事业的忠诚实践者,视祖国的水产事业的发展和养殖农民增收奔小康为已任。几十年来,我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党和国家给了我很多的荣誉,这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和激励。
1959年被聘为河北省农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任河北省水产学会会员。
1982年中国科协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会员;
2002年被聘为天津农学院客座教授;
2003年6月,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聘为特约研究员。
1989年被评为水产专业工程师,1995年10月晋升为水产专业高级工程师;
自1984年到2003年的19年间曾七次荣获天津市市级劳动模范,七次荣获全国农村科普先进工作者和全国农村科技致富能手的光荣称号。
1995年被评为全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优秀理事长。
1985年荣幸的被选为出席全国党代会代表,参加了全国党代表大会。
1994年、1996年二次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
1980年至2003年当选为宁河县第六届至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七至十届天津市人大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的历届领导李瑞环、谭绍文、张立昌、李盛林、吴振、石坚、孙海林等主要领导和农业部渔业局刘美华、刘晴和中国水产科学院王衍亮院长、全国水产推广总站魏宝善、孙喜模、司徒建通站长都曾来我场考察指导工作,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支持和帮助,也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怎样对待各级领导的鼓励和这些称号、荣誉,我有两个方面的想法,一方面是珍惜,这是党和人民对我思想和工作的肯定,是我历史的记录。另一方面是对我的激励。称号和荣誉已经成为过去,不能把称号和荣誉当成摆设沾沾自喜,要把称号和荣誉作为前进的动力,进一步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我今年虽70岁有余,已进入桑榆之年,但我决不能因为年龄大而停滞不前,我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观扎扎实实的工作,不断开创换新水产良种场的新局面,把毕生的经历和全部热情贡献给祖国的水产事业。
2004年9月28日 |